张艺谋说高仓健:一位古代君子

  “高仓健是一位古代的谦谦君子。我们去形容一位君子的所有词放在他身上,谦让、坚忍、高迈、温厚……都绝不过分。”张艺谋说。


  张艺谋管斯皮尔伯格叫老斯,管高仓健叫老高,凡是国外的合作者,都这么个叫法。提起高仓健的时候,他面上流露出的表情,是在提到其他电影人的时候很少见到的。他们一个是导演,一个是演员,他们曾经亲密相处过接近一年的时间。高仓健身上温润强大的气场,在张艺谋回忆他的时候,听者也能清晰地捕捉到。


  《千里走单骑》拍摄现场。高仓健的戏拍完了,接下来还有别的戏。张艺谋跟高仓健说:“老高,今天的戏结束了,请先回去休息吧。”高仓健答应,行礼走了。张艺谋自己拍了半天戏,正要收工,一扭头,发现高仓健在远处站着,看着片场。张艺谋急了,高仓健当年已经七十多了,这一站至少俩多小时。高仓健远远朝大家鞠了一躬,上车走了。张艺谋赶紧找翻译:“不是早就让回去了吗?有什么问题吗?”翻译说,高仓健觉得,大家都在工作,他也不能离开。不过高仓健不愿意打搅大家,就在不起眼的地方陪着,也不坐,就这么站着。


  高仓健在片场不坐,张艺谋第一次拍片把片场所有的椅子全撤掉。监视器底下焊出个架子,站着看监视器。“一个那么德高望重的老演员,出于对工作的敬畏,八个小时,十个小时不坐,谁敢坐?谁能坐?这是一部我全程站着拍完的电影。”张艺谋说。


  在云南拍摄,紫外线很强,没几天,高仓健有些晒黑了。张艺谋命场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挡着。高仓健不乐意,张艺谋解释,这不是对你的特别对待,因为晒黑了之后,肤色有差别,前后镜头接不起来。高仓健才勉强答应。场工小徐是片场里常见的干杂活的零工,给高仓健打了三天伞,高仓健坚决不再接受,自己站在树底下。有一天高仓健很不经意地,把手上的表摘下来送给小徐。小徐吓坏了,受宠若惊。大家跟小徐开玩笑,这表至少值十几万,可贵着呢,你可得收好了,不许卖。小徐懵头懵脑地说:“不卖,不卖!打死也不卖!”


  张艺谋说,这是老派的做法,他感念所有人为他做的一切,即使这不过是别人的工作。他不喜欢麻烦别人,不喜欢被特殊对待。“我非常欣赏这种带有古典气息的做派,这种体谅人的修养,我没有。”


  2008年5月,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指挥部,高仓健不期而至,张艺谋说,“我当时很意外。”高仓健找了两位日本国宝级的制刀大师,花了一年的时间,为张艺谋打了一把刀。刀和鞘分开,装刀和鞘的木盒盖里面用毛笔写着:“守护张艺谋


  高仓健祈福”。这既是兵器,也是国器,要出境,需要日本军方等几个部门的批准。高仓健为此奔波了一番,终于拿到了宝刀出境的证明。高仓健说,这把刀已经被高僧念经开了光,希望它能守护你,让奥运会开幕式获得伟大的成功。


  张艺谋不知说什么好,俩人在镜头里有几处拥抱,这大概是张艺谋极少见的跟朋友在镜头前如此自然地亲近。高仓健知道张艺谋很忙,送完刀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就回了日本。


  过了很久之后,张艺谋才从别人那里辗转得知,高仓健知道张艺谋压力极大,在一个大雪天,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,到东京外深山里的一处寺庙,替张艺谋祈福。


  深雪孤寺,古木参天,空旷的大厅里只有高仓健和主持祈福仪式的和尚。高仓健写了一张祷词给和尚,大意是:我是高仓健,我的朋友张艺谋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,他面临的任务很艰巨,我祈愿他顺利、成功。钟声悠远,铃音清脆。张艺谋对这个场景的描述,充满了画面感。


  祈祷仪式经历了半个多小时,高仓健又在大雪里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,回到家中。他始终没有对张艺谋提及此事。


  高仓健是看过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和《一个都不能少》,非常喜欢张艺谋的电影,俩人后来见面,相约合作一部电影。《千里走单骑》这部电影就是专为高仓健而做,准备了五年的时间,而高仓健也等了五年。拍完电影之后,俩人的关系非常近,不是物理上的近——俩人除了仅有的几次拜访,几乎不见面——甚至也不是语言的,他们俩,没了翻译,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。但他们的互访、闲坐、交流,确实能感觉两人心气相通,高仓健对张艺谋,也远已不是一般合作关系良好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。他们有着某种相似,沉默的、隐忍的、冷峻的、热烈的。连表情都有接近的地方,只是张艺谋长得更苦一些。


  高仓健要送人东西,往往非常自然和随意。比如他送给张艺谋衣服和手表。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,在谈了几个小时要分手的时候,才随意说: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大合适,可能你要合适些,要不你试一下。试了之后,高仓健就让张艺谋带走。一开始张艺谋还不以为意,后来发现,衣服明显是照着自己的身量订的,而手表也是照着张艺谋手腕的长度调好了。高仓健比较高,手也比张艺谋粗一些。几个小时里,他就这样带着一块很紧的手表,一件不合身的衣服,和张艺谋聊天。他一切都准备好了,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你的尺寸,但他怕你难为情,觉得礼太重,或者没有带回礼,就这样让你舒服地,让你觉得这是朋友之间很自然地转让,而不是一次隆重的赠礼。


  “默默地,守望地,不打搅,但你又能感受到这种丰沛的、古典的情谊。”张艺谋说,每次见到高仓健,他都不觉感慨,礼仪和真意融合起来,是一种极为强大的人格力量。古代的君子,亦不过如此。


  张艺谋的着装风格,大概可以以高仓健的建议为界,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,基本上就是凑合,瞎穿。张艺谋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。直到高仓健跟他建议,作为一个国际性导演,虽然有自己的性格和倾向,但是着装若有些许讲究的自己的风格,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


  此后,张艺谋果然注意起来。他有视觉审美上的优势,日常的穿着,看起来仿佛不经意,但搭配极为舒服精致。高仓健送给张艺谋的衣服,风格和张艺谋自己的选择非常接近,看似普通,在不明显的地方,有精心跳脱的设计。


  张艺谋在日本的王子酒店咖啡厅和高仓健坐着谈话,高仓健侧背对着大厅,而张艺谋斜对着大厅。在他们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,张艺谋注意到,来往的人,只要认出了高仓健,都站定,隔着十几二十米的距离,向高仓健鞠躬后走开,而高仓健根本看不见。张艺谋感叹:“他在日本是电影皇帝级的人物,地位极尊。虽然你知道这些,但你亲眼看到,无论是电影后辈,还是普通路人对他溢于言表的尊重,还是震动的。”


  在酒店跟高仓健告别后,张艺谋一行人回屋收拾行李、打电话、安排各种事宜,到酒店的停车场一通装车之后,车启动,驶出停车场,就在车拐弯的地方,车上的人突然发现,在停车场挺偏僻的一个角落,高仓健正给驶出的张艺谋一行鞠躬送行。张艺谋赶紧给高仓健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,回答说,高仓健在告别之后就到了停车场等候,张艺谋掐表一算,三个小时。那时候高仓健八十岁。张艺谋很愧疚,早知高仓健还没有离开,什么行李不行李的,哪有那么多破事儿,怎么能劳动他在空气污浊的停车场等这么久?


  “所以后来我就不敢见他。他对你的这种礼遇,作为后生晚辈来说,觉得接不住,情分太重。但对他来说,一切都很自然。他就是这样的人。”张艺谋说,每次去日本,都不想惊动他,怕麻烦他,劳累他,不敢去打招呼,但不去呢,心里又过意不去。


  张艺谋对高仓健身上的一件事描述得非常详细。1989年,高仓健在拍摄《情义知多少》的时候,母亲去世。全日本的媒体涌到高仓健的老家,拍摄葬礼。高仓健并没有在葬礼上出现。媒体一片骂声,有的说得非常恶毒。


  葬礼第二天,天还没有亮,守墓地的人发现墓地边上有一辆车,根据车上的雨滴和落花判断,车已经在那里停了几个小时了,车窗开着,里面一个人,正对着高仓健母亲的墓地痴望。守墓人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高仓健,疾步走过去,车窗无声升起,车轻轻离去。


  高仓健对周围的朋友说:我对我母亲的祭奠,是在我心里,我不需要别人知道。


  高仓健在拍摄《千里走单骑》的时候,无论走到哪里,卸下行李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,在房间里找一个最好的地方摆上,轻轻给母亲念叨现在到哪儿了,情况怎么样。他对剧组从来不提什么要求,唯一提的就是,哪里可以买到新鲜的花。


  张艺谋曾经见过那张照片,那都不是一张典雅的头像,而是荷花池边上,高仓健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,高仓健正在池边玩耍。


  张艺谋忍功超强,多年来,对他的诬陷和流言不断,他极少出来澄清应对。高仓健对骂声的态度,张艺谋遥遥相和。这可能出自于他们相似的部分,而高仓健对事情的处理,大约也给了张艺谋一些力量吧。


  “我非常景仰他,”张艺谋说,几秒钟的停顿之后,他说,“我很景仰他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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