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兵又出征了



大年初七晚上十点,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把公司高管全叫起来,在微信群里开了一个语音会议,他语速急迫:


我刚回了钟南山的电话。


在电话里,钟南山表示认同华大用混样方式做人群普筛解除恐慌的方案,要华大尽快设计实验方案,出初始数据。


钟南山和汪建,两位“非典”成名的老兵,在十七年后,又走到了一起。一个是战“疫”正面战场最重要的旗帜,一个是敌后战场的中坚力量。


初七这天,最重要的新闻是:


核酸检测的权限,从疾控中心下放到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。


在此之前,武汉领导承认,全市检测能力哪怕满负荷运转,每天也只能检测2600 例。在距离武汉一小时车程的咸宁,只有一家定点医院能做检测。甚至有人说:


核酸检测能力不足,是新冠肺炎早期爆发的主要原因。


敌后战场,正在不断吞噬着前线的有生力量。疑似病号无法入院;恐慌越来越严重;前方医护人员成建制地倒下;很多检测人员连轴工作了十天,实验误差和人员感染的风险越来越大。


即便这样,许多人到死也没有等来确诊的机会。


核酸检测权限的下放,可能是这场战役最关键的决定之一。


汪建在大年初六中午在其同名微信公号专门发文倡议:


把精准检测与诊断提到与临床抢救同等重要的位置。


汪建的呼声,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。钟南山不知道的是,他给汪建打电话的时候,汪建已在武汉6天,期间一直在咳嗽,一度还做了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,助理的包里给他备着:


奥司他韦、阿比多尔。


同一天,武汉作家方方也在她的日记里,写了久违的四个字“阳光灿烂”。


钟南山和汪建是前后脚到达武汉的。钟南山挤在高铁的餐车一角,从广州赶往武汉的照片刷屏的时候,汪建给国家卫健委写了一封请战书,请求他们批准协调铁道部门,安排华大人员进入武汉。


而他自己则马上从深圳出发,到长沙倒车,于大年初二上午抵达武汉。下火车不久,他就把武汉的同事们召集起来开会,要求他们迅速达成两个目标:


检测能力要达到1万人份/天

诊断试剂生产能力达要到10万人份/天。


因此,他才敢在一次会议上,在湖北领导面前拍了胸脯,只要给华大支持,检测能力就能做到:


2月3日起每天1万例;

2月5-10日起根据需求达到每天10万例。


仅仅五天之后,武汉市政府委托华大基因等机构共建的“火眼”实验室正式启动,每日可检测万人份样本。为就诊病人诊断,高危人群排查,提供精准的判断。


很快,“火眼”实验室也在深圳等其他城市建立了起来。


从2月11日开始,武汉和湖北领导有底气下达命令,对疑似患者的核酸检测“清零”计划。


2月23日,是武汉封城整一个月。武汉终于宣布,能够实现“日清日结”。核酸检测,再也不是拦路虎了。


此时,汪建呆在武汉,已经近一个月了。敌后战场的胜利,让正面战场也正式进入围剿阶段。


老兵的定海神针作用,李云龙在《亮剑》里面说过了。这位大别山编筐小能手、陈赓大将知名舔狗对借来的俘虏兵质量表示不满:


我想要的是原来那些兵,那些从八年抗战滚过来的老兵。


2003年的非典中,钟南山院士因为敢说真话而一举成名。当时,汪建也去了广州,却迟迟拿不到一份SARS患者的血液样本,很多研究机构都在抢SARS病毒测序的第一功。


这位当时已经快50岁的科学家急了,在一个会议上当面炮轰大家“各自为政”。


最后,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拿到了样本,虽然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测序。然而还是比美国同行晚了4个小时,汪建在之后的多年里都耿耿于怀:


凭啥不信自己人?


据报道,后来华大基因捐赠30万人份的SARS病毒酶联免疫试剂盒,当时的价值在3个亿左右。


距离非典,已经过去十七年了。钟南山院士每天都要跑步,做力量练习。汪建也没停止健身,坚持不坐电梯,长年步行爬楼梯和爬山。


十七年来,他们时刻准备着,战“疫”来了还要出征。


2月20日,中国驻日使馆宣布:通过华大基因和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,向日本捐赠了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。


网友替华大基因热烈地讨论了应该写哪句诗的问题,“出入无疾,朋来无咎”、“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”……


作为创始人,汪建挺淡定:没来得及写诗,行动也算吧。


那天是他在武汉的第25天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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