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接上回。
继续做梦。
今天请到的嘉宾，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，张良先生。
我问，清末，中国留日学生有多少？
他说，据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记载，辛亥革命前夕，清朝在日留学生有一万多人，十之七八为革命主义者。
我问，都是公费吗？
他说，差不多。
我说，这不，大清也挺开明的？
他说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，清政府意识到了，国力之差的根本是人才之差，应该选拔国内顶尖人才到日本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，将来为大清朝廷效力。为此，颁布了《奏定游学日本章程》，规定留学生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，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、进士等相应的头衔，并授予官职以示鼓励。没想到，这群青年留洋后得出的结论是，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，还纷纷加入了反清爱国社团，甚至成了后来辛亥革命的主力军。其中主力军中的“鉴湖三杰”徐锡麟、秋瑾、陶成章，均在日本留过学。
我说，这仨人我只认识秋瑾，语文课本上有她写的《满江红》，历史课本上有她领导的的绍兴起义。
他说，秋瑾跟鲁迅是老乡，也是同期留学生。当时关于要不要回国闹革命，俩人还有分歧，鲁迅是胆怯派，秋瑾是行动派。
我说，我可能也是胆小鬼，我觉得鲁迅做的是对的，秋瑾不等于白白送了人头吗？
他说，你这话说的没水平。秋瑾有过一句名言：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。她的血也没有白流，人们记住了她的名字，今天已经成了绍兴名片。
我说，貌似鲁迅才是绍兴名片。
他说，都算，还有周恩来，三人被合称“绍兴三杰”。
我说，清政府花钱培养了一群“白眼狼”，关键是他们身在日本，还奈何不了他们，只能吃哑巴亏。
他说，清政府也在努力想办法，跟日本沟通，希望日本政府能打压大清留学生的革命热情，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，试图管制留学生集会、串联以及与国内通信。本意是想约束一下这群留学生，结果这群学生一生气，破学校老子不上了，回国闹革命去。秋瑾他们就是这个时期回的国。
我问，鲁迅在日本留学时，有没有好朋友？
他说，有，与钱均夫、厉绥之是铁三角，同班同宿舍。钱均夫是谁呢？一听姓钱，大概率来自江浙地区的钱氏家族，吴越王钱镠之后。相比钱均夫，他的儿子更耀眼，钱学森。
我问，钱均夫回国后做什么工作？
他说，教育工作者，国民政府时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文史馆工作。
我问，留日潮持续到什么时候？
他说，进入民国，就逐步低落了，原因是国家军费开支增加，压缩了教育经费。到一九二八年，东北易帜，中日关系开始恶化，别说新派留学生去日本了，就连正在日本读书的留学生也匆匆归国。
我说，等于堵死了中国人学习先进技术的大门。
他说，不会的。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，必然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当口，美国站了出来！美国提出，要为中国创办学堂，同时允许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百名留学生。
我问，这是安的什么心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？
他说，其实花的是咱自己的钱！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惹来八国联军，迫使李鸿章签订了耻辱的《辛丑条约》，同意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，分三十九年付清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庚子赔款”。但是这些钱远超出了列强们的实际军费开支，于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，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“庚子赔款”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，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，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。
我问，什么人有资格获得留学名额？
他说，全国海选，还要考英语。清华大学的前身，当时叫清华学堂，就是留美预备学堂，即庚款留学生预科学校，在这里完成基础教育，再出国深造。清华学堂最有名的是物理专业，院士摇篮。
我问，当时清华学堂已经有物理专业了？
他说，创办初期没有，庚款留学生学成回国后，逐步创建了这些理科专业，代表人物是叶企孙。他先后创建了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。这个人有多神奇呢？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，物理系共毕业七十一人，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二十一人；共和国二十三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，半数是叶企孙的学生。
我说，大师中的大师。
他说，这里面有一个被他破格录取的学生，就是钱学森。钱学森参加庚款留学生选拔考试考的不理想，但叶企孙不但破格录取了他，还考虑到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学的是铁路工程，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，两者差异太大，特意让他在清华大学复读一年，补修航空专业。
我问，哪来的教材呢？
他说，翻译的。中国对西学的翻译比你想象的要早，清朝就已经有微积分课程，而且连数学公式都给汉化了。“ㄔ”是微分的意思，我们熟悉的“＋”和“－”以“丄”和“丅”表示，“讷”代表的则是自然对数。今天看起来的确有些怪怪的感觉，那是因为汉语是二维非线性语言，英语是一维逻辑语言，所以英语可以用来表达数学公式也可以执行计算机运算，汉语则不适合。
我说，你一说数学公式我就头疼，只记住了那句千古名言“奇变偶不变,符号看象限”。
他说，所以，你想那个时代的人，学习西学有多么的难，完全靠悟性。
我问，庚款留学生里除了钱学森，还有谁比较有名？
他说，你应该问，这里面有谁不是名人？庚款留学生随便摸出来一个都是如雷贯耳，胡适、陶行知、竺可桢、梁思成、钱钟书、李政道、钱三强、钱学森、钱伟长、茅以升、梁实秋……
我问，杨振宁是不是也是这个时期留美的？
他说，杨振宁要晚很多年，一九四五年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，就读于芝加哥大学。
我说，我很好奇，那时中学学什么？
他说，这个，你看钱学森的采访录就行了，国文、思想革命、生物、绘画、美术、音乐、矿物学、化学、几何、伦理学，可能只是比今天课程少个英语。
我问，他在哪读的中学？
他说，他出生于上海，中学是在北平五城学堂读的，就是今天北师大附中。他的优秀源于既有书香门第的优质基因，又享用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资源。
我说，在我的想象里，民国紧挨着清朝，教育模式应该也很封建，继续四书五经，没想到这么前卫。
他说，这里面有个关键因素，清朝灭亡后，各地租界的大量出现带来西方文化的快速涌入，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，而且当时闹革命的人往往又留过洋，他们对西学起到了代言作用。
我问，会不会导致基督教的快速普及？
他说，会！西方国家最热衷的游戏就是传教。怎么传教最有渗透力？让青年精英先信教；怎么才能让青年精英信教呢？办大学！燕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大学，是由美英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办的。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大学，震旦就是中国的意思。震旦大学后来拆分成了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等。当时各国基督教在中国设立十多所大学，也包括你们山东的齐鲁大学。齐鲁大学是中国建校最早的大学之一，特色是医学，后来各专业拆分并入了山东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等等，其校史由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继承。
我说，怪不得山东大学旁边是洪家楼天主教堂。
他说，这只是个巧合。齐鲁大学旧址在趵突泉那个位置，离洪家楼七公里。洪家楼天主教堂是欧洲神父用庚子赔偿款修建的，是整个华北最大的天主教堂。
我说，类似的教堂，青岛有很多。
他说，整个山东都很多。现在中国文化里有一些基督符号，就是这个时期渗入的，例如元旦、礼拜、圣诞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公元纪年。我们现在说的几月几号，就是从民国开始使用的。其实呢，很多你觉得与基督教无关的符号，也是来源于基督教，例如一夫一妻制、医院使用十字标等。
我问，一夫一妻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？
他说，是的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，真正的一夫一妻不过是百年历史。晚清的李鸿章、康有为都还是妻妾成群呢。
我说，基督教在中国没有蔓延开，文化倒是水乳交融了。
他说，近百年，中国有两次文化交融，一次是民国时期汉文化与基督文化的融合，一次是解放后苏联老大哥言传身教。
我问，基督教在民国时期传播的如何呢？
他说，两头传播的好。大人物里信基督的不少，如军阀冯玉祥，如宋嘉树即宋氏三姐妹的爹，农民信基督的也不少。
我问，农民为什么信基督？
他说，因为基督教的社区互助和情感关怀是以往底层民众从未感受过的。原来人与人之间可以这么相处？这么温柔？这么善良？这么相亲相爱？
我说，那天，我在网上看了个帖子，探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___史？填什么的都有，斗争史、能源史、文学史、家族史，我脑子里接着蹦出了一个概念，词汇史。整个历史就是词汇的创造史，而且我们今天也在不断的创造着新的词汇，很多我们认为很古老的词，例如元旦一词，原来没多少年的历史。
他说，“中医”这个词都没有百年历史。中医以前叫“岐黄之术”，以岐伯、黄帝两人的名字命名的。“中医”这个名称怎么来的？是由“西医”催生的，“西医”是跟着基督教传过来的。你不要觉得创造一个词需要多少年，“核酸”这个词才几天？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高频词了。
我问，基督教为什么没能按照他们预期的那样蔓延整个中国？
他说，蜜月期太短。一九一九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一是要求取消袁世凯对日签下的卖国条约，二是反对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私授给日本。五四运动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耻辱感以及亡国意识，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，反帝思潮成为主流趋势，基督教被指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先锋。加上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，全民义和团化，从此，再也没有一个西方列强能走入中国人的心窝。
我说，基督教会创办的大学，咋培养出的学生还搞五四运动？
他说，谁说不是呢，五四运动还发起于燕京大学。
我说，学历史后，我脑子里总浮现出一个词，“阴差阳错”。就如同那句诗：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他说，这也是历史的玄妙之处。
我说，那年，我去莫斯科，参观了托尔斯泰博物馆，里面有辆自行车，类似我小时候的二八大杠，说是托尔斯泰六七十岁学会了骑自行车，自此“托尔斯泰的自行车”就成了一句俄罗斯谚语，意思是学什么都不怕晚。他六十七岁那年，李鸿章跟日本签订了“马关条约”，割让了台湾，当时我就在想，清朝那时有没有自行车？有的话，是叫洋车还是什么？
他说，当时就叫自行车，而且清末北京已经有自行车行了。虽然旗袍、辫子跟自行车画面不搭，但是的确在历史上同台过。若是今人给命名，肯定不叫自行车，没准叫人力车了。“自行车”这个名称是谁起的？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张德彝，张德彝来自于大城市铁岭，一生八次出国，从事外交长达四十年，关键是又擅长写日记，翻译命名了无数日用品：电报、自行车、螺丝、蒸汽机、升降机、缝纫机、收割机、管道煤气，乃至巧克力。
我问，没命名避孕套？
他说，避孕套这个名称，一看就是近五十年才创造的词，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是没有避孕这个概念的。张德彝在日记里的确提到了避孕套，不过命名为了“肾衣”。他还把“肾衣”批判了一番，认为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对西方人使用避孕套进行了批判。
我问，他是如何学的英语呢？
他说，洋务运动时，清政府为培养人才开设了同文馆，张德彝毕业于第一批英文班。他对中文最大的贡献不是创造了这些洋词，他不创造这些物件也自然会有名称，最大的贡献是引进了标点符号。后来胡适他们呼吁政府立法推广标点符号，就是我们今天正使用的标点符号。
我说，古人没有标点符号，怎么读书？
他说，心里有标点符号。他们上学时，先学会句读，所谓的句读就是现在的断句。一片密密麻麻的字，在他们心中自动就有了间隔。当然，经常会闹出各种误会，例如那句经典的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”。
我问，有没有他翻译的词，没有流传开？
他说，很多。他记载过愚人节，翻译为“埃普立拉夫勒”，也就是“April Fool”的音译，哪有后来的“愚人节”简单？但是，有些词的翻译，虽然也是音译，却很性感，例如“歇斯底里”，对应的英文是“Hysteria。”
我说，也是个人才。
他说，在老外眼里，他也算是个中国符号，曾经以漫画形象登陆过《名利场》画报的一九零三版。之前有类似待遇的是李鸿章，登陆过一八九六版。
我说，去年，我去浙江参观了一家车企，主打新能源，开放式工厂，很是现代化。在人才介绍版块，有个电池建模算法工程师是埃塞俄比亚籍的。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若是埃塞俄比亚召集他回国去研究新能源汽车，他回不回去？我觉得，不该回去。你想，回去什么基础都没有，而中国又是新能源汽车的头部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当年钱学森等科学家能回国，真了不起。
他说，也是有个契机。前两年，中美开始了贸易战，美国限制中国人才赴美留学，外交部发言人为此反问了一句：是不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“麦卡锡主义”正在回潮？什么是麦卡锡主义？就是民粹主义，排外。钱学森毕业后留居美国，主要从事空气动力学、固体力学和火箭、导弹等领域研究，效力于美国国防部。麦卡锡主义蔓延时，中国正在抗美援朝，在美从事军事研究的中国籍科学家成了重点打击对象。某天，钱学森突然被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，不允许他参与飞行武器研究。眼看着所学成了屠龙术，美国又不放他回国，他只好给国内写信求助。经过多次中美谈判，用包括释放十一名在朝鲜战场俘虏的美国飞行员作为条件，换回了钱学森。
我说，那回国，要当大熊猫保护着。
他说，肯定，毕竟钱学森属于世界级空气动力学专家，曾多次受到美国国防部嘉奖，跟导师共同提出了“卡门-钱学森”公式。钱学森回国后受到的待遇比大熊猫级别高多了，所有食材先查验后烹饪，每一餐都要留样。当时国内还没有冰箱，国家专门从苏联那边采购一台，为钱老留样专用。
我问，是钱学森回来了，中国才有底气造原子弹吗？
他说，我们有底气造原子弹，主要是当初苏联老大哥承诺帮忙。毕竟原子弹代表当时世界尖端科技，我们那时连摩托车都造不了，哪敢想原子弹？苏联老大哥帮到一半，不帮了，咋办？我们硬着头皮自己造。
我问，为什么不帮了？
他说，闹矛盾了。中苏关系的破裂，本质是领导权之争，就是谁领导谁。苏联老大哥的意思是你们新中国当个小弟就行了。可是呢，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很硬气，觉得不该一直接受苏联领导，尤其是不能接受苏联干涉内政，我们有自己的国情，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，在这种根本理念的冲突下，最终分道扬镳。
我说，我去过青海原子城，我以为造个原子弹只是一群人在研究所计算一下公式就行了，没想到是浩瀚的工程，数万人夜以继日。
他说，原子弹公式不难，但是把工程落地，比蜀道还难。苏联老大哥虽然中途撤走了专家，但还是给我们搭起了原始框架，让我们知道造一颗原子弹分几个步骤，几个场景，一步一步是怎么衔接的，起到了领路作用。
我说，我看过电影《横空出世》，讲述苏联专家帮我们选靶场的故事。最初选在敦煌，中方不同意，担心震坏了文物，于是选在了罗布泊。
他问，你有没有觉得《横空出世》在含沙射影一个人？
我说，杨振宁。
他说，要是中国评选近二十年谁是粉丝黑转粉最多的人，肯定是杨振宁。这部电影的编剧、导演最后悔的就是这个桥段。电影是一九九九年拍摄的，当时国人还完全理解不了杨振宁，基本是一边倒的骂声。
我问，杨振宁厉害还是钱学森厉害？
他说，再过一百年，就没人问这个问题了，奥本海默有名还是爱因斯坦有名？
我说，我都不知道奥本海默是哪根葱。
他说，世界原子弹之父。杨振宁是比肩牛顿、爱因斯坦的人，将物理理论推进了一大步，是真正的Create。而钱学森所熟悉的空气动力学和自动控制，当时在美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学科了。当年杨振宁若是回国，一方面他的专业对造原子弹应用价值不大，就如同让IT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回乡镇当打字员，一方面人类会错失一颗耀眼的星辰。
我说，晚年，回国养老了。
他说，你这观点，狭隘了。当年他研究的物理理论必须要依托于顶级实验室支撑，国内没有这个条件。等他退休后回国，带回了大量的资料，捐助清华大学成立物理研究所，这一系列操作不亚于当年叶企孙创办清华物理系。更关键的是，杨振宁是世界物理学界的权威，他活着就是一面旗帜，这面旗插在哪个国家都是荣耀。丁肇中在杨振宁七十岁生日宴会上曾这样说：提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里程碑，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，一是相对论（爱因斯坦），二是量子力学（狄拉克），三是规范场（杨振宁）。
我说，他上次挨骂还是因为反对中国建超大对撞机。
他说，要相信他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。还有，不要怀疑这些科学家的爱国心，无论是先回来的还是后回来的还是暂时没回来的。
我问，没回来的，有没有很有名气的？
他说，吴健雄，被称为“东方居里夫人”，荣登美国“永久邮票”。这是一项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难的荣誉。美国自开国二百四十五年来，受此待遇的人，只有爱因斯坦、费米、费曼等极少数著名科学家。吴健雄还把杨振宁、李政道推向了诺贝尔领奖台。她还有个鲜为人知的的身份，袁世凯的孙媳妇。
我问，“导弹”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呢？
他说，钱学森。他本人对命名是很有研究的。导弹最初翻译过来有三个版本，一是叫火箭武器，二是叫可控火箭，三是叫飞弹。类似的命名还有很多。例如国外称宇航员，而我们叫航天员。为什么叫航天呢？因为中国文化里有天、地、人这个概念。所以，你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词汇史，我是认可的。
我说，天是不存在的。
他说，怎么不存在？地、人是物理存在，天是精神存在。
我问，当年苏联老大哥不跟我们合作了，有没有想过打碎我们造原子弹的梦想？
他说，不仅想，也行动了，一是联合已有原子弹的国家发布限制原子弹研究的声明；二是试图拿原子弹吓唬中国，当时的说法是“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”。国内也真的害怕，马上推进了三线计划。
我问，什么是三线计划？
他说，国家提出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原则，把工业从一二线城市搬迁到三线地区，国防项目则要躲进山洞。苏联老大哥这么一吓唬，严重影响了中国工业的正常发展，走了很多年的弯路，搬去再搬回来，一二十年耽误了。
我问，钱学森的媳妇是干什么的？
他说，她叫蒋英，歌唱家。她可以这么自我介绍，我爸蒋百里，我哥徐志摩，我弟金庸，我老公钱学森，我有个学生叫李双江。
我问，钱学森退休后，主要研究什么？
他说，研究教育，提出了钱学森之问，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
我问，他给开的药方是什么？
他说，缩短学业。他认为本科毕业可以压缩到十八岁，即便念完博士也只是二十岁出头，把脑瓜最好用的年龄奉献给科研。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呢？博士毕业要三十多岁，脑瓜已经走下坡路了。
我说，只适合他这样的学霸，普通人，恐怕不行。
他说，他晚年还研究过气功，也有人说他从十几岁开始每天练气功。不过我看他儿子的访谈录，说钱学森是晚年才跟着媳妇学练气功的，也就是说蒋英先学的气功，然后感染了钱学森。
我问，作为全民偶像，他会不会引发气功热？
他说，的确很热过。
我说，我记得复旦大学还为此成立过特异功能研究所。
他说，是的，还出过一本研究报告《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研究与诱发训练》，题词的是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院士。当时支持该研究的大咖很多，包括时任复旦大学校长、著名物理学家华中一。在谈起特异功能时，钱学森说过这么一句话，“我认为，中医、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，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。”
我问，站在今天回头看，会不会觉得他们一群人是误入歧途了？
他说，我们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看这件事，首先科学界的研究者们是出于探索精神进行实验研究，没有个人功利取向。其次，作为科学家，他肯定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，看到我们看不到的，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揭晓谜底！
我说，有年，王林很火，我调侃了一句，咋这么多达官贵人被一个骗子给忽悠了？有朋友反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聪明还是马云他们聪明？你都能看穿的骗局，他们看不穿吗？王林未必真会变蛇，但是肯定有一种能令达官贵人都趋之若鹜的魔力。
他说，小伙子，我觉得历史写到这正好，也建国了，也改革开放了，也国富民强了，我也该拜拜了，否则就成狗尾续貂。给你讲个小故事，当年《泰坦尼克号》的初版剧本是大圆满，杰克与露丝生活在一起了。但是呢，你要这么想，他们俩完全是两个阶层的人，生活在一起肯定是一场悲剧。那咋弄？最终一致决定把杰克弄死，一方面避免他们俩真的生活在一起，一方面速冻、保鲜、升华爱情。
好吧，张良再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