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3月2日，疫情发生以来首宗盗窃口罩案件在温州开庭。事实看起来非常简单：2月5日-7日，温州市的王丽女士，在做义工期间，分三次盗走了浙江安福利生慈善基金会（简称“安基金”）的9500个口罩。被王丽盗走的这批口罩，是安基金以每个2.4元价格购入，本来要发放给医院、社区、公安以及保障民生的国有事业、企业单位的。王丽很快归案，审判也很快降临。社长看了庭审直播，庭审中公诉人说明了9500个口罩的去向：5000个，卖给了诸暨市壹加壹义工服务中心负责人俞忠达，获利14000元；
2000个，卖给了一个社区志愿者，获利5600元；
2500个，王丽免费赠送各个社区和福利院。
21分钟的庭审后，很快结案，王丽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
在法庭上，辩护律师提供了王丽很多荣誉证书作为证据。她是温州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，还是全国五星志愿者。在温州市志愿者中，这位网名叫“燃烧”的姑娘可以说是一面旗帜。温州“7·23”动车事故发生后，王丽带领65名志愿者在温州第二人民医院轮流坚守近一个月，帮助照看伤病旅客，直到最后一名伤病员康复出院才撤离。从事公益15年，她拿奖无数，最高光时刻，则是2018得到了“浙江好人”的称号。公益中国官网至今挂着王丽2013年的一篇人物专访：《85后女孩的公益梦：探索更规范的养老模式》，在这个采访中，王丽首次提到了自己人生的小目标：她的梦想，很快就实现了。工商资料显示，王丽名下有多家公司，都和温州本地养老服务相关。2013年，王丽发起了公益组织“温州海汇敬老助老公益发展中心”，而对于王丽来说，这家公益机构是一个盈利机构。市民政局委托海汇敬老做一次老年人的相关情况调查，王丽因此和南汇街道认识，提供的志愿服务因此得到了南汇街道的采购，根据媒体报道：温州市政府采购公益组织服务的举动，成了王丽们眼中的机会。2014年7月31日，王丽成立了温州金夕福老年服务公司，也很快获得了政府购买服务。2020年1月，一家名为爸妈养老的养老机构成立，王丽担任总经理。大股东是温州市广播电视总台，绍兴市传媒集团也有参股。当做志愿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，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最富裕的。你以为她是体制内的，其实是体制外的；
你以为她在公益，其实她在赚钱。
公益、慈善，都不过是遮羞布。
王丽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，很快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这是明显的轻判。连公诉人在庭审中也说：公诉机关对此次案件给了55%的从轻处理，给予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罚，在平时是很少有的。首先，法院鉴定王丽盗窃倒卖的口罩每个价值1.9元，共计18050元。这个价格不但低于当时的市价，也低于安基金购入的价格——安基金是以每个2.4元价格，买入这批口罩的。而王丽倒卖的价格，是2.8元。其次，在刑法中盗窃金额在三千元以上，就已经是“数额较大”。从浙江曾经的判例可以看到，盗窃金额在15000元左右的，一般都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到两年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法律人士指出，法院忽略了两个增加量刑的情节：1、在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，增加基准刑40%以下。
2、盗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救济款物的，增加基准刑的20%以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王丽盗窃口罩的时候，正是温州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。当时，整个温州只有一家口罩生产企业，日产能在两万只左右。也就是说，王丽凭一己之力，轻松的盗走了这家口罩厂大半天的产能。即便这样，王丽在最后陈述，法官问她最后有什么要求？王丽的回答是：社长认为，王丽被轻判最重要的原因，恐怕是她把其中2500个口罩进行无偿赠送给各个社区和福利院的行为。她出售或者赠送的对象，也都是急需口罩等抗疫物资的一线人员。从证据来看，这是未经领导同意私自领取口罩的一个事件。可以设想，如果不是被公安机关抓获，捐赠口罩的行为，会让这位浙江好人的形象，更加光辉动人。判决结果出来后，依然有人替王丽“喊冤”。王丽所在的义工分会的一位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他说，捐赠后，王丽得知有一家公益组织急需口罩分发给一线抗疫人员，便将捐赠口罩卖给对方，并希望用所得收入再购入一批口罩还给安基会。
王丽案虽然落幕，但社长发现，它还有一个巨大的疑问——失窃口罩的数量。从审判来看，法官和公诉人都认定王丽盗走的是9500个口罩。但是社长看了21分钟的庭审直播，发现了安基金报案时，说丢失的口罩数量是：社长先打电话给“安基金”的一位负责人，对方说被盗走口罩数量就是9500个：部分口罩由于证据不足，检察院综合考虑后，决定以9500个口罩数量起诉。但对于“证据不足”如何解释，他表示一切以判决书为准。社长注意到，王丽被抓六天后，她的一朋友代她赔偿了安基金：到底是12000只还是9500只，恐怕只有安基金和王丽知道了。如果没有王丽的盗窃，这个问题恐怕也永远也不会被人问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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